其时福全已飞奏到京，解释他未能追击噶尔丹的原因，说盛京及科尔沁的援兵来到，噶尔丹则据险以守，所以利用喇嘛济隆，罗縻噶尔丹，等诸军会师，合力再击。

福全此时驻军乌兰布通三十里外，两军隔河对阵。噶尔丹的布阵，空前绝后，他用上万的骆驼，缚住四足，卧在地上，驼峰上加木箱，蒙上浇了的毡毯，名为“驼城”他的士兵就在木箱之间的空隙中，向隔河的清军开火。

这时，的皇帝，已因病回銮，军前大计，决于福全。他因为他的副手，也是他的胞侄胤，在军中作威作福，胡作主张，掣肘。

于是皇帝在乾清门召集王公大臣会议，这有个专名叫“御门”凡有大政事必定举行。太御前会议中，皇帝将福全的奏折发公议。众一词地说，裕亲王明知济隆是为噶尔丹来施缓兵之计，居然会听他的，是坐失军机。因此，皇帝降严旨责备。不过，他也知皇长胤犯了许多过失，留在军前，以防偾事，所以同时将胤召回。

福全当然要找济隆说话。结果特遣侍卫，由济隆带着去问罪。噶尔丹在佛前设誓悔罪，另外备了奏章与誓书到军前正式乞降。

奏报到京，皇帝准如所请。不过，降旨告诫：噶尔丹狡诈百，我一撤兵，他一定会背盟，所以仍应戒备。而福全却以军粮将尽，意料噶尔丹已经边远遁，不妨撤兵回京。

更有一件为难之事是，如果追究福全的责任，必然要拖胤来。事实上福全所以不敢穷追，就为的有胤在，怕他发命令，擅作威福，万一极穷追之地，激兵变，那就是死不足赎的大罪。所以论起来，胤要负的责任，重于福全。而况他的人缘不好，如果听取将领的证言，对胤必然不利。然则到了那时候，怎么置皇长？

于是王公大臣会议，奏请削裕亲王的爵，皇帝以击败噶尔丹立功，降旨从轻分，罢议后，罚俸三年，撤减护卫。

这一下又大失皇帝的本意，虽准他撤兵，却以“擅率大军内徙”的罪名，等他回京之后，还要议罪。及至福全到京，皇帝不准他城，留在朝门外听勘。上谕申引以前的故事，有好些近亲贵，曾因“不遵旨行事，皆取供，今应用其例”

到得第二天，噶尔丹一面请一个西藏喇嘛到军前请和；一面营向北，到得西喇木河，无船可渡，砍下大树，浮于面，载浮载沉地到得北岸，连夜狂奔，所过之尽皆“烧荒”连天黄草，化为灰烬，一场火烧了几百里！

无奈噶尔丹的火铳，不及清军的大炮。从中午轰起，声震天地，日月无光，直到黄昏，噶尔丹的驼城，断成两截。于是福全下令渡河攻击，骑兵步兵，踊跃争先；噶尔丹大败，幸得时已夜，八月初一没有月亮，才能遁走。

“皇上这么维护我，我还有什么话说？”福全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上，不提胤一个字。

皇帝自然有舐犊之情，但保全儿，还得令人心服。想来想去，想得一条苦计，在御门时，疾言厉地告诫胤：“裕亲王是你的伯父，如果你的供跟裕亲王有异同，我一定先拿你正法！”

哈尔东南，与河接壤的乌珠穆沁，下一目标自然是科尔沁各旗，所以皇帝命左翼裕亲王古北，右翼恭亲王喜峰，另调盛京、吉林驻军及科尔沁的蒙古兵助战。师之日，皇帝御太和殿亲赐裕亲王抚远大将军敕印，遥至东直门，仪节异常隆重。

噶尔丹在乌兰布通一役中，倒霉是倒霉！损兵折将以外，还落得个妻离散的结果。

这话的意思谁都听得来，是不准胤在供中攻击裕亲王福全，抑尊兄，情意挚厚。福全本想将胤在军中的过失，尽量抖，听得皇帝这么说法，动得痛哭涕。

谁知师不利，前锋遇挫。噶尔丹领兵渡过辽河支的西喇木河，直河赤峰县境内的乌兰布通地方，距京师不过七百里而已。

当然，这是他自取之咎，噶尔丹之能成为准噶尔汗，是兄终弟及，继承了胞兄僧格的大位。僧格有两个儿，一个叫策

这时的皇帝实在很为难，自三藩之平服，十年来，当初力的功臣，如今都已爬到极的位置，只要有一个心里不服，发几句牢，都会引起很大的影响。福全虽为皇兄，而此番所犯的过失，却必须在军言军，以军法从事；倘或置而不问，无以服从，就会严重地打击士气。

这个仗打下去是很危险的，所以接纳了噶尔丹求和的请求，命由归绥兵，负有阻断噶尔丹归路重任的康亲王杰京，不必拦截，以致噶尔丹竟得逃回科布多，但数万兵已剩下十分之一了。